印度：迪内什·卡特尔荣获2020年度安梅特·雷希奖
2020年10月29日，安梅特·雷希奖颁奖典礼在印度浦那举行，迪内什·卡特尔博士赢得该奖项，成为印度第一个、亚洲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亚洲首位获奖者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朱福强）。
安梅特·雷希奖委员会高度认可卡特尔博士数十年来在档案数字化管理和保存方面作出的贡献，尤其是他通过创建印度国家数字保管计划及核心项目——数字保管中心，有效推动了智能归档系统和有关技术平台的发展。此外，他还促成了数字图书馆和归档系统的开发，该系统在全球可信数位典藏标准的认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背景信息：
安梅特·雷希奖始于1967年，是目前美国文件与信息管理领域表彰个人成就的最高奖项，旨在表彰该领域工作者的杰出贡献。该奖项由罗德·埃塞尔伯特于1967年春季在纽约市组织创立，同时还组建了档案管理专家委员会。安梅特·雷希奖委员会成员大多为历届获奖者。
国际档案理事会：数字文件策划项目荣获2020年度DPC“教学与传播”奖
国际档案理事会的数字档案策划项目荣获数字保管联盟（DPC）2020年度数字保护奖中的“教学与传播”奖项。该奖项由荷兰数字遗产网赞助。
该项目是国际档案理事会非洲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旨在将数字档案保管技术的抽象知识转化为便于利用、可操作的资源，以培训新入职的数字档案管理员。项目工作包含制作课程手册、计划列表和幻灯片，内容涵盖数字管理、文件分析、元数据管理、云计算、可信数字存储、社交媒体归档及数据管理等多个主题。
背景信息：
数字保管联盟是一家在英国注册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联盟设置的数字保护奖下分为“研究与创新”“教学与传播”“数字遗产”等诸多类别，分别由国际档案理事会、软件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荷兰数字遗产网、英国国家档案馆等多个机构赞助支持。
美国：奥兰治县历史中心获2020年度SAA杰出服务奖
奥兰治县历史中心荣获了2020年度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杰出服务奖。该奖项创立于1964年，旨在表彰在档案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档案机构、非营利组织或政府组织等。
2016年，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Pulse夜总会的枪击事件造成了恶劣影响。此后，奥兰治县历史中心迅速收集第一手资料并归档，以反映佛罗里达州不同群体的声音，为其后的“奥兰多收藏计划”提供了材料基础。此后几年，该中心不断为被该事件波及的公众提供相关档案服务。此外，该中心自成立以来，还通过演讲、发行编研出版物等形式，辅助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抵制恶性事件事务组开展有关工作。
背景信息：
奥兰治县历史中心位于美国奥兰多市中心的旧法院大楼内，该建筑的历史价值极高。该中心内有展品数千件。该中心面向公众开放，定期举办展览等活动。
新闻快评
在管理学领域，激励是指组织及其个人通过设计适当的奖酬形式和工作环境，以及一定的行为规范和惩罚性措施，借助信息沟通，来激发、引导、保持和规范组织及其个人的行为，以有效地实现组织及其个人目标。而档案工作覆盖多种主体类型、多个工作环节，以奖项形式向个人或组织予以激励，实现档案工作在各环节的目标，最终促进各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繁荣，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第一，就激励主体而言，不局限于档案行政或专业机构，也包括学界组织、行业协会等多类主体，形成了层次丰富、覆盖全面的激励体系。安梅特·雷希奖是美国文件和信息管理行业为纪念美国著名档案学家所自发设立的个人奖项，对为该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予以激励；数字保管联盟作为非营利组织，其工作性质可理解为：全球性行业协会面向所有档案组织开展的、有益于行业发展的活动或项目进行表彰；杰出服务奖则由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设立，各类档案机构或组织均有获奖资格。奖项的颁布主体类型多样、受众广泛，行政机构、行业组织、学者个人或具体活动项目均有参评资格，从而有效地激励国家、地区或国际范围内档案工作形成积极竞争氛围，群策群力、贡献智力经验。
第二，就激励对象而言，不局限于档案工作者个人，而覆盖专业项目、组织机构等诸多客体，具有调动公众积极性、提升档案影响力的积极意义。卡特尔博士因在档案数字化管理和保存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档案界含金量最高的个人奖项之一；数字档案策划项目中档案人员的培训极大促进了国际档案事业的发展，使国际档案理事会斩获殊荣；奥兰治县历史中心虽并非专业档案机构，但其存档与留存记忆的工作意识使其获得杰出服务奖实至名归。3则新闻中的获奖者类型各异，且不拘泥于档案专业，说明学界已明确将档案与社会公共服务相联系，通过颁布奖项促成互惠发展。
第三，就激励成就而言，不局限于档案管理内部环节，更呈现出档案与多领域交叉融合、参与治理的特征。今年荣获安梅特·雷希奖的卡特尔博士曾在推动印度数字保管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使图书与档案在技术平台层实现有效统一管理；国际档案理事会的策划项目获得“教学与传播”奖项实至名归，该项目有助于在非洲、拉美等欠发达地区培养大批具备数字环境业务技能的档案工作者，为全球档案工作均衡高效发展贡献智慧；奥兰治县历史中心则由于其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敏锐感知和存档意识荣获了“杰出服务奖”，为公民维权和社会保持公平公正贡献了档案力量。可以说，以上新闻中，激励对象的获奖原因在于强化了档案在多领域的杰出贡献，包括且不限于促进档案研究、档案教育、档案参与社会治理、档案技术开发等多种事业的共同繁荣。
与国外相比，国内以奖项激励档案工作的实践较少。从必要性而言，以奖项激励档案工作在政府机构、企业组织中有序开展，或许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式之一。以档案开放利用工作为例，新修订的档案法规定了由档案形成单位或移交单位主要负责馆藏档案的开放审核，即“谁形成谁负责”，再加上档案的密级、公布等规定日益严格，故开放审核制度可能会加剧形成单位对档案“尽量封闭”以降低风险、推诿责任的不利现状。那么，对档案馆等机构组织的合理、合法开放利用档案行为予以明确奖励或表彰，尤其是对档案多元价值的创意开发利用进行鼓励，可充分调动国内档案馆开放利用档案的积极性。
针对国外经验，我国目前在档案奖项设立方面仍有改善空间。首先，设立奖项的主题有待丰富。现有档案奖项集中面向评选学界的科研学术成果、实践部门的科技创新成果、少数专题档案的工作成果等，范围较小、影响力不够突出。因此，笔者建议适当考虑通过奖项激励为档案事业发展赋能，即跳出档案系统的内部工作，实现档案主动促成其他事业的“能量辐射”，如档案服务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评选、档案工作者培育方案评选、档案参与社会治理优秀典型评选、企业档案“管用并重”代表评选、影视作品或重大案件中的档案“军师”范例评选等。其次，设立档案奖项的主体与对象范围可适当扩大。现有授奖主体多为各级档案主管部门，奖项覆盖范围有限，知之甚少。因此，可通过合作设立奖项、强调评选内容创新性、宣传鼓励多方参与等方式，尽快打响奖项知名度，拓宽奖项的激励范围。最后，无论是学界还是业务部门，均需回归奖项设立的主旨。设立奖项的本质在于借群策群力和创新典型来积极启发实践，进而繁荣本国乃至全球档案事业。因国情不同，我国档案事业特色鲜明，故不应仅以形式借鉴作为改进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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